一、引言

補貼作為政府的宏觀調控手段，同時在宏觀和微觀主體兩個層面上發揮作用。政府作為宏觀主體，為了達到其政策目標，利用市場機制中邊際成本與邊際利益的關系，通過財政補貼對微觀主體的利益激勵，來調動或者牽引市場力量服從政府的宏觀調控，實現政府的政策目標。而這些目標中，有的屬于市場失靈領域，有的屬于市場有效領域，有的屬于市場的組織和建設范疇。

近年來，我國出臺了一些有代表性的財政農業補貼政策。如2007年，中央出臺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積極發展現代農業扎實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若干意見》，其中有關補貼的政策提到，健全農業支持補貼制度逐步形成目標清晰、受益直接、類型多樣、操作簡便的農業補貼制度。各地用于種糧農民直接補貼的資金要達到糧食風險基金50%以上。中央財政要加大對產糧大縣的獎勵力度，增加對財政困難縣鄉增收節支的補助。2010年，農業補貼的品種范圍擴大了，力度加大了，補貼的重點對象更加明確——“新增農業補貼適當向種糧大戶、農民專業合作社傾斜”，對補貼款專款專用不得他用的規定也更加嚴格和明確。縱觀我國多年來的財政農業補貼政策，其政策目標多屬于農業處于市場失靈領域和增強農業競爭力的組織和建設范疇。

補貼是一種政府或其委托機構所無償或優惠給予的利益。根據關貿總協定第六條反傾銷稅和反補貼稅、第十六條補貼以及烏拉圭回合達成的《補貼和反補貼協議》中所提到的補貼定義，機構補貼行為的情況有以下兩種：一是政府或非政府機構做出的財政支持，如資金贈予、貸款擔保、稅收減免等；二是政府或非政府機構做出的價格支持，初級產品的輸出給予直接或間接的支持以使該產品出口售價低于同類產品國內銷售價格。因此，本文將補貼劃分為三種類型：一類財政資助型的補貼；二類價格支持型補貼；三類收入支持型的補貼。其中直接財政資助，如撥款、貸款、投股；資金潛在的直接轉移，如債務轉移和擔保；稅收抵免或稅式支出；政府提供除一般基礎設施外的貨物、服務或者政府采購。所以，本文認為財政直接補貼應屬于直接財政資助，更加突出補貼的主體——政府直接給予財政支持，而不是委托或指示一個私人機構完成政策目標。

農業補貼就是對農業進行的補貼。關于這方面的研究已經很多，而有關財政農業直接補貼的研究卻不多。例如，閔宗陶、魏劍峰在2005年的《糧食財政補貼方式轉變的經濟學分析》中，就糧食財政間接和直接補貼效應進行對比，但是更多說明糧食間接補貼的缺陷，而對糧食直接補貼分析不深入，其中提到，所謂直接補貼就是對生產者按一定標準進行直接轉移支持。郭宏寶在2009年的《中國財政農業補貼：政策效果與機制設計》中，在劃分農業補貼時，是按照我國現行財政預算賬戶中政府補貼支出分類、政府預算支出形式和補貼的作用和WTO《農業協議》的相關條款進行分類的，沒有突出財政農業直接補貼種類，僅在第二種分類中的預算補貼中提到。

二、相關農業直接補貼政策

2004年，中央在有關“三農”問題的“中央一號文件”中提到：應當清醒地看到，當前農業和農村發展中還存在著許多矛盾和問題，突出的是農民增收困難。全國農民人均純收入連續多年增長緩慢，糧食主產區農民收入增長幅度低于全國平均水平，許多純農戶的收入持續徘徊甚至下降，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仍在不斷擴大。農民收入長期上不去，不僅影響農民生活水平提高，而且影響糧食生產和農產品供給；不僅制約農村經濟發展，而且制約整個國民經濟增長。對此中央提出的農業直接補貼政策有：為保護種糧農民利益，要建立對農民的直接補貼制度。2006年，中央在有關“三農”問題的“中央一號文件”中提到：近幾年，采取了一系列支農惠農的重大政策，取得重大成果。但必須看到，當前農業和農村發展仍然處在艱難的爬坡階段，農業基礎設施脆弱、農村社會事業發展滯后、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擴大的矛盾依然突出，解決好“三農”問題仍然是工業化、城鎮化進程中重大而艱巨的歷史任務。對此中央提出的農業直接補貼政策有：糧食主產區要將種糧直接補貼的資金規模提高到糧食風險基金的50％以上，增加良種補貼和農機具購置補貼。

2008年，中央在有關“三農”問題的“中央一號文件”中提到：糧食連續四年增產，農業生產全面發展。農業資源環境和市場約束增強，保障農產品供求平衡難度加大，要求加速轉變農業發展方式。農產品貿易競爭加劇，促進優勢農產品出口和適時適度調控進口難度加大，要求加快提升農業競爭力。農業比較效益下降，保持糧食穩定發展、農民持續增收難度加大，要求健全農業支持保護體系。對此中央提出的農業直接補貼政策有：繼續加大對農民的直接補貼力度，增加糧食直補、良種補貼、農機具購置補貼和農資綜合直補，擴大良種補貼范圍，增加農機具購置補貼種類，提高補貼標準，將農機具購置補貼覆蓋到所有農業縣。

2009年，農業農村工作的總體要求有：把保持農業農村經濟平穩較快發展作為首要任務,圍繞穩糧、增收、強基礎、重民生，進一步強化惠農政策,增強科技支撐，加大投入力度，優化產業結構，推進改革創新，千方百計保證國家糧食安全和主要農產品有效供給，千方百計促進農民收入持續增長，為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繼續提供有力保障。對此中央提出的農業直接補貼政策有：增加對種糧農民直接補貼，加大良種補貼力度，提高補貼標準，擴大油菜和大豆良種補貼范圍。大規模增加農機具購置補貼，補貼范圍覆蓋全國所有農牧業縣（場），帶動農機普及應用和農機工業發展。加大農資綜合補貼力度，完善補貼動態調整機制，加強農業生產成本收益監測，根據農資價格上漲幅度和農作物實際播種面積，及時增加補貼。按照目標清晰、簡便高效、有利于鼓勵糧食生產的要求，完善農業補貼辦法。根據新增農業補貼的實際情況，逐步加大對專業大戶、家庭農場種糧補貼力度。

三、有關經濟模型的選擇與分析

1、名義保護率（NRP）

NRP由Bela Balassa于1965年提出，是一種應用廣泛、簡單適用的補貼測定方法，它利用農產品國內市場價格與世界市場價格之間差額的百分比來反映一國政府利用各種措施對農業進行補貼的程度。其測定模型是：

上述計算公式中，PD表示國內市場價格，PW表示國際市場價格。如果NRP為正，則表明一國的農業政策為正保護政策，且NRP的絕對值越大，保護的力度越強；如果NRP為負，則表明一國的農業保護政策為負保護政策，且NRP的絕對值越大，負保護的程度越強。

2、財政轉移支付的收入乘數效應

財政農業直接補貼是財政轉移支付的一種表現，因而能用財政轉移支付的收入乘數效應來衡量財政農業直接補貼對農業經濟增長的影響。財政轉移支付乘數是指收入變動與引起這種變動的財政轉移支付變動的比率，即財政轉移支付的變動會引起收入乘數倍的變化。具體計算方法是：

K表示財政轉移支付乘數，△tr表示一定時期內財政轉移支付的變化量，△y表示一定時期內收入的變化量。因此，如果用△tr表示一定時期內財政農業直接補貼的變化量，△y表示一定時期內農業產出的變化量，就能用K表示財政農業直接補貼乘數。用K的數值反映財政農業直接補貼對農業經濟增長的影響程度，K的值越大，說明財政農業直接補貼對農業經濟增長的影響程度很大，反之，則說明影響程度較小。

四、數據驗證

第一，選擇糧食作物中的主要谷物五年的國內市場價格和國際市場價格，借助名義保護率（NRP）測定我國農業直接補貼水平。

由表1的數據可以看出，近幾年我國給予農業直接補貼的政策未達到預期的政策效果。水稻的名義保護率2007年前都為正值，而2008年和2009年的數據卻都變為負數，說明我國水稻經過財政直接補貼，在國際市場上還不具有競爭力。玉米的名義保護率也都為正值，而且數值在前四年都比水稻的名義保護率的值大，說明我國對玉米的財政直接補貼，已使玉米比水稻在國際市場上更具有競爭優勢。水稻是人們生活的必需品，國家對其進行補貼，更多的是出于國家糧食安全儲備的目的。從玉米的名義保護率的數值反映，國家對玉米的財政補貼政策不穩，但受當年主要谷物補貼量的影響。小麥的名義保護率的數值基本上是負、正值交替，反映了我國對小麥的財政直接補貼很不穩定，還有待于進一步加大力度。2008年和2009年的小麥和水稻的名義保護率的值接近，說明我國對水稻和小麥的補貼今后將采取一致的措施。從表1還可以看出，水稻和小麥作為人們的生活必需品，國內市場價格逐年上漲，這與國內的供給和需求密切相關；國際價格在2009年突轉下降，這與人民幣和美元匯率有關。因此，用名義保護率的值反映一國政府利用各種措施對農業進行補貼的程度時，會受到上述相關因素的影響。

第二，由于農業是第一產業的主要構成部分，因此借助第一產業的增加值來反映財政對農業的補貼政策對農業造成的影響。下面選擇最近五年的第一產業產值和財政支持“三農”的投入額，經過相關計算，借助財政轉移支付的乘數效應反映我國支持“三農”的財政政策效果。

由表2的數據Ktr的值都大于1，說明財政支持“三農”的政策已對農業經濟起到了拉動作用。從Ktr數值的變化看，每年財政政策發揮作用的效果差異很大，2004年和2007年的Ktr數值明顯都比其他年份高，反映財政轉移支付對農業經濟的拉動需要其他相關方面的大力配合才會發揮應有的作用。另外，從表2的數據可以看到，財政支持“三農”投入增加值高時，第一產業增加值也高，反之相反。一方面說明我國財政支持“三農”政策不穩定，另一面也說明第一產業需要國家財政支持。

五、結論

本文主要是從財政政策角度，分析財政農業直接補貼對農業經濟的影響和相應的政策效果，借助名義保護率和財政轉移支付的乘數效應模型，利用相關數據進行驗證分析，得出的主要結論有：一是財政支農政策要達到預期的政策效果，必須保持政策的連續性、持續性和穩定性；二是財政支農政策要達到預期的政策效果，還需要有其他相關方面的大力配合，才會發揮應有的作用。